中国特色视角下“双一流”建设研究

　　      编者按：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双一流”建设，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和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于2017年11月26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主办了“中国特色视角下‘双一流’建设高端研讨会”。来自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中国教育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以及《中国高教研究》《教育发展研究》《大学教育科学》等期刊编辑部的20余位专家学者共同参与本次研讨会，围绕“中国特色视角下‘双一流’建设”这一主题，从学科发展、人才队伍、经费拓展和学校战略规划四个角度，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研讨。本期选发部分发言人的观点摘编，供读者参考。
 
   
      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教育的论述中涉及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加快“双一流”建设，二是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借此谈一下我的思考。
      第一，大学发展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和新趋势。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改变对大学加强内涵建设、提高办学水平和效益提出挑战；学校自主权扩大、经济结构调整对改革人才选拔标准和方式、人才培养模式带来挑战；科技发展对教育教学改革带来挑战；国际化趋势对中国高等教育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地位带来挑战。第二，人才培养与“双一流”建设的关系。一流本科教育是“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支撑，培养创新人才是建设“双一流”的重要使命，应鼓励和引导学校进行多样化的探索。第三，“双一流”建设要遵循规律。增强开放性和竞争性，强化质量和特色意识，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加强资源共享和协同管理。推进社会依法参与，进行有效监督与问责。
      “双一流”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要遵循规律，回归逻辑，保持理性。学校要有明晰的办学理念和目标定位、科学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先进的培养模式和质量保障体系、优质的学科水平和科研成果产出、精良的人力资源和物质支撑、开放的办学视野与国际合作，以及浓郁的校园文化和育人氛围。
      要树立先进的教育价值观和科学的绩效观，放平心态，调动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主要精力和财力投入到内涵发展和质量建设上。首先，要避免急功近利、贴标签现象。其次，要加强科学谋划，励精图治，扎实工作。最后，要处理好“塔尖”与“塔基”，“高峰”与“高原”的关系。推进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校协调发展，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实现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使命。
 
   
      近年来清华大学文科建设在学校各方面的支持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无论是在人才培养还是在科学研究上，成绩喜人。清华大学文科发展的主要经验是坚持党的领导，遵循教育规律。
      为发展清华大学的文科，学校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制定和实施“文科振兴计划”是其中重要的一项。项目用以支持基础文科和重大的自由探索项目，其实施完全实行学科首席专家或项目负责人负责制，没有中期检查和最后的结项评审，并且在实施过程中可以调整、变化。实施效果明显，很多重大招标项目，包括社科重大项目以及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都与“文科振兴计划”的孵化有关。这个项目实施的启示是：在学科特色之外，很重要的是尊重文科发展规律，静下心来做研究，踏踏实实做一些基础性研究，才能出大成果，出一流的成果。另一点体会，高校一流文科建设实践要有耐心，要相信自己，不争一时一地、一城一池的得失，对所谓的标志性成果稍微看淡一点。
      总之，中国特色视角下“双一流”建设要重视高校一流文科建设，按照文科规律建设文科，这样才能真正让别人信服、让别人尊重。
 
   
      党的十九大报告全面系统总结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程中，确定了新时代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出了新要求新举措，既高度重视增强教育系统自身实力，又看重教育系统服务“五位一体”建设的能力。
      建设教育强国，至少需要考虑三个因素：一是教育强国必须有足够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二是教育强国一般有较高的国际社会公认度；三是教育强国与其他类强国战略应该呈现相互支持的格局。总体上看，高等教育强国必然是教育强国的有机组成部分，高等教育强国应该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进程中不断迈上新台阶。党的十九大报告直接涉及高等教育的论述是：“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更多接受高等教育”。
      首先，中央决定在“211工程”和“985工程”完成之后，不仅要在“十三五”时期实施国家重点建设的“双一流”项目，而且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所期望的“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也就是说，不同领域、不同类型、不同方式的高校都应该选择合适的方式，积极争创一流，这样才能为教育强国建设夯实基础。
      其次，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实现”的定位，从政策导向上讲，将更带有刚性的约束力，需要后续配套文件跟上，也包括对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要义，是否依然坚持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优化结构、深化改革为动力，增进与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协调融合发展，均需要更为清晰的目标界定，也需要相应的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
      再次，城乡劳动力将逐渐以高中阶段学历水平为起点，更多劳动力可以接受高等教育，这本身就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基线。与此相关，要达到这一目标，还需要办好网络教育、继续教育。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单列的网络教育被赋予新的涵义，覆盖教育全领域，加强传统技术与高新技术的融合，协调虚拟网络与实体平台的运作，涵盖以往的广播电视函授教育、新近的在线教育和移动学习以及人工智能相助的学习新生态，高等教育理所应当有大作为，担当起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的历史使命。
      最后，从党的十九大报告相对间接涉及高等教育的多方位要求来看，高等教育将在适应人的谋生发展需求、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建设事业方面，有大量贡献点和服务点。在经济建设中，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外开放，高校完全有条件积极参与；在政治建设中，高校应在依法治教、法治教育、民主管理等方面建设首善之区；在文化建设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文化事业产业等方面，高校从来都是重要的生力军和资源平台；在社会建设中，就业、脱贫攻坚、健康中国战略及社会治理等领域，高校也必须主动发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绿色学校可同绿色家庭、绿色社区、绿色出行的建设相互配合，共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些都是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
 
   
      可以从三个方面认识“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一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办大学；二是必须坚持文化自信，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滋养大学；三是必须坚持了解中国和服务中国，立足中国实际发展中国，实现大学的价值。
      在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视角下，“双一流”建设应当着重抓住三个关键点：第一，人。人是“双一流”建设中的首要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教师队伍建设。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没有世界一流的教师队伍，就很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或世界一流学科。所以，建设一支世界一流的教师队伍是“双一流”建设中的重点，也是难点。第二，工具和条件。“双一流”建设必须要有相应的教学科研条件。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没有必备的科研设备是无法进行科学研究的。大学的办学条件，特别是仪器设备应该是一流。因此，持续足量投入是“双一流”建设的必备支撑。第三，管理。管理是“双一流”建设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是调整生产关系的抓手。“双一流”建设必须要有相应的生产关系与之配套。高校中的体制、机制、制度、环境、资源分配、态度、服务、人才培养模式、考核考评等均属于生产关系范畴的要素，要围绕教学科研等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把这些生产关系中的各种要素进行科学有效地配置。由此，必须要有一流的管理来实现这样的配置。
 
   
      人才队伍是“双一流”建设中的一个核心话题，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是教师队伍。目前，教师队伍有两个现象，一是所谓的“二八现象”。教师队伍里20%的人拿了80%的科研课题，发表的数量支撑了整个学校，这部分教师获得了极高的认可和激励。但一个健康的高等教育系统、一所健康的大学，是不是只有20%的顶尖学者就可以了？教师队伍中是否应该考虑塔尖型学者和支撑型学者之间的关系？没有支撑型学者的存在，是否还有那些20%学者的高产出？领军型人物若没有后面的“军”，他领谁？二是帽子头衔学者的过度激励和普通学者的负激励问题。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推进，新一轮人才竞争大战已经开始。各省份都开始颁布吸引人才的政策和规定，除少数省份能争取到在国外工作的优秀学者外，绝大多数省份只能在校际间，以高激励的方式吸引一些学者的投机流动和利益驱使下的流动。学者追求的不仅仅是待遇，而且还有尊严和发展的平台。所以目前对“帽子学者”的政策以及对其他学者产生的负激励值得反思。
      其次是职员队伍和管理队伍。专业化趋势和专业职员队伍的建立对一流大学维持正常运转至关重要，如何用专业化的职员队伍支撑学术型教师队伍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职员队伍建设过程中，必须认可他们是经过专业训练、有着长期专业工作经验的队伍，必须认可其工作的特殊性和重要价值。
      最后是研究生队伍，特别是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现在的博士生基本上是90后，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中坚力量，因此在“双一流”建设中，必须凸显博士生培养的重要性，提高博士生培养的质量。目前国家正在规范、形成体系的管理范式，形成博士生培养共有的行为和价值追求的约束和边界。但仅仅用控制和规范的形式不足以回应中国博士生教育创新和形成特色的需求，所以要考虑在新一轮学位点评估、一级学科评估基础之上，如何鼓励博士生培养的探索、创新和特色等问题。
 
   
      第一，“双一流”是一种国家理想主义，是要为中国、为中国梦、为“两个一百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支撑。在重点建设时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最经济的道路。到“985工程”时期，面向世界做精心布局，“双一流”初见端倪。到了“双一流”时期，我们为民族复兴而奋斗，我们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将会达到历史新高度。我们要站在这个高度看待“双一流”建设。
      第二，要将“双一流”建设经费纳入基本支出。 “双一流”的影响将波及到2049年前后。项目支出重要，基本支出更重要。基本支出分两类：一是国定目标系数，二是学科系数。基于系数的基本支出办法，将会留给高校更大的自由。
      第三，“双一流”建设存在不同的模式和路径。一流大学存在不同的办学、组织模式。在一流大学发展过程中，模式和路径很多，有学科驱动的，有整体发展驱动的，有创新驱动的。不同的模式和路径，为我们扎根中国大地办一流大学奠定了基础。中国的大学，如北大，不是要建成哈佛，而是要建成中国的北大。总之，只有扎根中国才能办好教育。
      第四，服务社会是建设一流大学的必经之路。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大发展。一流大学不是写论文写出来的，而是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解决实际和现实问题中发展起来的。每所大学都要为国家服务，都要紧密联系社会实践。
      第五，学科发展的路径问题。学科生态非常重要，学科群的发展尤为重要。学科发展有三种导向：一是现实导向，哪个学科强就支持哪个，这是扶强原则；二是问题导向，解决社会发展前沿问题，按问题导向组建跨学科中心；三是未来导向，要发挥想象力，想象不出来时，就去找不同学科的教授去想，也许能创建出“异想天开”的事情。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巨大的社会转变引发了一个根本性的思考，就是怎么看待我们的文化。党的十九大再次重申“文化自信”将会转变人文社科工作者的研究视角。
      我认为，人文学科应该重视文化自信。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将在北京大学举行，在几个月前的筹备仪式上，林建华校长提到冯友兰先生的一个观点，即我们的学术发展方向过去较多是重视差异，现在应该重视共同点。林校长借用这样一句话，强调当下中国哲学应该关注共同点。我认为这样的呼吁对于我们从事人文学科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过去我们的人文学科基本上淹没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之下。
费孝通先生早年对中国文化是持批判态度的，但晚年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我们人文学科工作者也可能有类似的转变，无论是观察社会、解释社会，还是与世界进行对话。
      如何理解“双一流”建设，见仁见智。我们应以立足本土为主，客观地看待自己，也应该本着谦虚的态度审视、学习西方文化，同时不要丧失文化自信，把我们有价值的东西通过学术的方式向世界传播。
      当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一时，中国带给世界的是什么？不同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不同的贡献：英国在于教学和人才培养，德国在于科学研究，美国在于社会服务。中国高等教育对世界的影响，我认为在于中国文化特殊的魅力。因为在世界上只有中国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从未中断过，所以中国带给世界的文化是不同于西方的。
 
   
      一是为什么要建设一流学科。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转变，学科建设担负着基础性作用。学科的价值，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二是怎么去理解一流学科。第一个因素是声誉，表现在学科、高被引率产出、校友发展、用户对毕业生的反馈和评价等。第二个因素是身份的合法性。这个身份不仅仅是荣誉，也含有其背后的资源。身份的合法性包括官方认可和行业认证。这对建设一流学科非常重要。
      三是如何建设一流学科。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的建设密切相关，相互依托、相互支撑。学科起龙头作用，要尊重学科建设和知识生产逻辑的内在规律，有七个原则：①学科建设目标和学校发展目标战略上的一致性和连续性；②保证学科方向设置的基础性和前沿性；③保持学科定位的双重性；④学科队伍建设的竞争性和流动性；⑤经费投入的充足性和使用的有效性；⑥保证学科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和包容性；⑦保持学科评价的灵活性，突出中国标准和中国特色。
      学科建设贵在坚持12个字，即“循规律，抓重点，求卓越，守特色”。
 
   
      第一，“双一流”研究需要澄清多对关系。包括世界一流、国家一流与地方一流之间的关系；一流学科与一流大学之间的关系；教学、研究、服务与人才培养、科学贡献之间的关系；政府“推”一流与院校“办”一流之间的关系；高等教育进步与社会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以及“双一流”实质与绩效评价之间的关系。
      第二，“双一流”研究可用多学科视角。政府投入属于公共财政，这是公共管理的视角；外部效应是教育经济学的问题，这是经济学的视角；大学或学科是高等教育学的问题，这是教育学的视角；公平和效率是社会学、政治学的视角。
      第三，“双一流”建设具有外部效应。进入“双一流”的大学和学科肯定是利益相关者；直接受助之外的大学和学科是间接的利益相关者。没有一所高校的发展是独立于高等教育系统的，没有一个学科的发展是不受其他学科发展影响的。大学建一流，学科向一流前进，需要提供一流的经费，事关国民经济；需要一流的生源供给，事关基础教育；需要一流的科学发现，事关科学系统；需要技术应用的匹配，事关产业系统。大学建成一流，学科走向一流，会使学生受益、家长受益、基础教育受益、科学受益、产业受益、经济受益、社会整体受益，等等。“双一流”建设牵一发而动全身。
      第四，“双一流”建设应实现补缺功能。大学干什么？就是教学、研究和服务。但是所有的“工程”遴选标准与评价标准中都很少看到“人才培养”，因为“难做”。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是从大学工作的维度来说的；人才培养的贡献和科学的贡献是从大学成就的维度来说的。这两个维度可以互通，因为人才培养的贡献要通过教学、研究和人才服务来实现；对科学的贡献也要通过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来实现。我们可通过“双一流”建设来强化大学和学科对学生质量提高的作用。人才培养的贡献要通过教学、研究和人才服务来实现：学生在大学中的成长是知识和能力的增长，学生的知识增长难有校际可比性，但学生的通用能力及其增长具有校际可比性。我们已经做过四种能力的增值测量与计算，即批判性思维能力、创造力、人际交往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第五，“双一流”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首先是学科划分和学科思维问题。传统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以及13个学科门类，如何界定，怎样区分？ESI评价的是单一学科， Elsevier评价的是交叉学科。“双一流”建设也有国家和地方之分，一流是在一定层次上体现水平。其次是效率与公平问题。“双一流”就是效率型政策，如何体现公平，在哪些方面体现公平，还有历史表现与现实绩效的问题。只要研究几所学校，就能发现存在的相关问题。
 
   
      首先，从比较的视角理解“双一流”。“双一流”要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建设中国高等教育强国。什么是中国高等教育强国？按照我的理解，大概包含三层含义。第一，思想，要有能够影响其他国家教育的思想；第二，制度，要有能够影响其他国家的制度，为其他国家的制度提供可以借鉴的范本；第三，人才，特别是人才流动的方向，国内专家能向国外流动，参与国际交流，参与别的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咨询。所以，高等教育强国的三个指标，概括而言就是有没有影响其他国家的教育思想，有没有影响他国的教育实践创新制度，有没有流动的、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家。
      其次，从政策角度思考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双一流”。中国特色的“双一流”怎么建设，可以用一个航海的角度来思考，最重要的是船头不能调来调去。我国教育改革的“船头”是否调得频繁，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双一流”本质上是过去“211工程”“985工程”政策的延续或升华，要系统总结，修正提炼，上升为中国经验，进而能成为其他国家良好的借鉴。
      最后，构建中国特色的大学财政结构。中国的“双一流”建设要依靠资源，依靠钱。“双一流”建设的财政来源，要基于我国国情，走中国的道路。中国的道路行政推动力量十分强大，政府财政集聚能力非常强。因此，要形成公共拨款与自有资金的双轨制，政府的钱要继续增加，政府以外的钱也要积极吸纳。一方面，要加大政府投入，要以法规的形式规定增长比例，实现公共财政拨款的同步增长；另一方面，要积极开辟第二战场，开辟更多的经费渠道，不能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双一流”政府财政拨款的分割和抢夺上。要开辟经费的第二渠道，就要积极开展大学筹融资，让高校敢做，让高校想做，让高校会做。①让高校敢做。当前学校领导干部的选任制度下，高校校长敢于去大张旗鼓地筹资吗？这值得怀疑。②让高校想做。要加大财政部门的筹资匹配，并制定其他配套政策，激励高校积极筹融资。央属高校可以获得筹资匹配，地方高校为什么拿不到？希望地方政府尽早出台匹配政策，鼓励地方高校积极筹融资。③让高校会做。高校负责筹融资的领导需要技术培训；若自身没有技术能力，可以聘请社会上的专业人士，借力而为。
      概括而言，“双一流”建设要逐渐扩大名额，调动更多高校的积极性。这就要求政府加大投入，并把第二渠道做大做强，这样，才能奠定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基础。
 
   
      第一，我们在探讨很多未来领域的时候，所谓的一流是一种创新、是一种未来方向标，而未来的一流创新领域和一流学科之间有点像塔尖和塔基的关系。未来尖端领域大多不显现为学科，但需要一流的塔基。因此真正一流未来领域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一流塔基，一流学科首先是塔基的意义。
      第二，高校分类发展与管理涉及到内涵建设。自2017年1月开始，我国高校明确划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类院校，基于全国实证调查和数据分析发现，不同类型高校处于创新链的不同部位。在高等教育未来结构性调整过程中，这种结构性关联必须得到充分重视。这种关联里面，创新链头尾都在大力建设，而大跨度的中部是塌陷的。换句话说，我们创新在这种链式关系上存在建设问题，大量的注意力集中在头或尾，中间不连接的问题很严重，会严重影响国家现代化提速下教育现代化的按时实现。因此，创新链里无论是学科结构、院校结构还是一流学科的概念，都需要给予理顺，需要解决创新链中高校跟学科、科技与产业之间关系不够紧密的脱节问题，这是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必须要正视的。
      第三，人才分类跟一流学科的关系。学科概念实际上是为了方便管理，但很多高深知识与未来领域如果用学科划分就无法归类，做得好的很多领域不是纯粹的单个学科，而是错综复杂的创新链结构。因此，人才分类跟学科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不是一一对应的，国际上多学科多领域复合培养的人才很多。所以要理顺一流人才培养跟一流学科建设之间的关系。
      第四，重大工程选拔时，各校学科领域高峰和周边高原都得共赢，这是我们要的建设效果。总体而言，打造创新链是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重要抓手，应对创新链环节、阶段和结构进行全局性设计。
 
   
      因：①“双一流”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战略，具有强烈的带动和溢出效应，“双一流”高校仅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总数的5.2%，只有绝大多数的非“双一流”高校同时得到发展，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②“双一流”建设实施动态调整机制，其初衷就是为了打破“985工程”“211工程”建设带来的高校身份固化，给所有高校提供“同台竞技”的平台；③一流建设并不意味着只追求成为全国一流大学或一流学科，在行业领域或地区成为一流高校或拥有一流学科，同样值得肯定。
      第一，坚定信心是建成一流的基础。对非“双一流”高校而言，能不能坚定信心是建成一流的基础。以“双一流”建设为标志，整个中国的高校进入了新一轮分化发展阶段，高校之间在学科、师资、生源、经费等方面的竞争更加激烈。若普通高校没有一流意识，甚至只是发展得慢了，都有可能在我国走向教育强国的新时代被落下甚至被淘汰。
      第二，核心竞争力是建成一流的根本。“双一流”建设固然给所有高校提供了“同台竞技”的平台，但重要的是高校要有与别人“同台竞技”的本领——核心竞争力。大学核心竞争力是建立在大学的学科、师资、无形资产、物质资源等战略性资源基础上的能力，是支配其他能力的能力，其关键构成要素是人才培养能力和学术研究能力。大学的其他能力，如服务社会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筹资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后勤保障能力等，是以人才培养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为基础的，是这两种能力的延伸。
      第三，推进核心竞争力战略是建成一流的关键。找到核心竞争力之后，能否培育、运用、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认真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学术研究能力，是建成一流高校的关键。可以按照战略管理的理念，把一所大学加强自身特色、优势学科建设，培育、运用、提升核心竞争力，进而推进学校发展的过程，整合为“核心竞争力战略”。核心竞争力战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选择的卓越”的战略，此次“双一流”名单中有非“211工程”大学20所，多数是特色鲜明的行业类大学，说明行业特色鲜明的高校在做强核心竞争力方面有相当的优势。
 
   
      我国近年启动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即“千人计划”等项目。但调研中发现，人才引进过程中存在四个突出问题：
      一是人才引得准不准。个别案例发现一些学校优先看重“帽子”，而将与学校的学科和办学定位是否吻合放在其次，后续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因此人才引得准不准是前提，学校要关注引进人才的精准性。
      二是人才融得紧不紧。引进人才时用了特殊政策，引进后如何与原来的学科、学者融为一体，这又是一个关键问题，也是他们能否发挥价值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要关注人才引进与自我培养的平衡度。
      三是人才用得好不好。一些案例表明，人才引进后，一些学校统计完拥有多少“斜杠”学者、“帽子”学者后，对其发挥的作用大小方面缺乏跟踪，实际到岗工作时间没有保障，这也会带来问题。因此，用得好是根本，要进一步关注人才引进的成效。
      四是人才留得牢不牢。一些案例表明，花费很大成本引进的人才水土不服。另外，还存在人才引进第一期合同到期后，学校不再有特殊政策和经费，而是通过户口等其他一些硬性手段留住人才的现象。因此，一方面学校要用一种包容的文化留住人才；另一方面要有人才的合理流动，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学术生态。
 
   
      建立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建立新的大学人事制度，招聘一流教师队伍。建立现代大学人事制度过程中，最核心的环节就是现代大学学术聘任制度，其中有一些关键要素，如实行教师分系列管理、建立预聘长聘制度、实施同行评议的教师职务聘任制度，以及合理的教师流动制度。
      第一，实施教师分系列管理制度。目前，国内部分大学已开始实施这一制度，但遇到很大困难。国外研究表明，大学教师有不同的能力取向，多数教师要么擅长教学，要么擅长科研，一部分教师既擅长教学又擅长科研，也有少数教师既不擅长教学也不擅长科研，难以胜任大学教师工作。因此，在“双一流”建设中需分类管理，发挥不同能力取向教师各自的长处。
      第二，实施同行评议的教师职务聘任制度。教师职务聘任制度需要科学合理，否则不能客观评价申请人的学术业绩，还会破坏学术文化，造成教师与机构之间、同事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国内很多高校都将职务评审权下放到院系一级，大学主要负责审核，但内部职称评审制度会带来很大问题。首先，在中国尚是一个人情社会，论资排辈、部门利益等非学术因素都会干扰评审；其次，存在评委与申请人专业、研究领域差异较大的现象；再次，实行内部评审制度会破坏院系团结，造成同事间关系紧张。目前42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完全有条件实施海内外同行评审制度，有必要将与申请人专业方向相同或高度接近、没有利益关系的海内外同行专家的评审结果作为重要依据，以打破论资排辈和人情关系，回归学术标准。
      第三，建立合理的教师流动制度。流动才会有活力，否则不仅不利于学术创新，还会激发矛盾。美国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有在多所不同大学工作的经历，对其专业发展有很大价值，其经验值得借鉴。
总之，只有完善相关大学教师管理制度，才能建立起现代大学学术聘任制度，打破近亲繁殖、论资排辈，促进教师合理流动，形成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为“双一流”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整理人：牛欣欣，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张晨宇，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王　菁，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刘　瑶，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文章来源：中国高教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