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大光：重视本科教育：一流大学成熟的标志
摘 自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摘 要：重视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成熟的标志，一流大学具有重建本科教育的引领作用。世界知名大学都把本科教育作为大学发展的立校之本，不遗余力地进行本科教育改革。本科教育改革重点聚焦在人才培养上，如何在操作层面上实现，各国都在进行有益探索。当今，通识教育和跨学科教育已经从大学边缘向主流发展，由此形成的教育范式和教学内容的变化，正日益引发世界范围内大学人才培养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人才培养为本，本科教育是根”的理念将逐渐被人们所熟知和接受。
关键词：一流大学;本科教育;高等教育质量
近些年来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恐怕就是一流大学以及由此“衍生”的大学排行榜。2015年10月，国务院颁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文件，一流学科又进入了大学人的视野，并且其重要性似乎开始超越一流大学的概念。从关注一流大学转向一流学科，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由于大学在社会组织体系中的独特性，仅仅强调一流大学或一流学科还远远不够，或者说只是从一流学科的角度解读和建设一流大学，只能表明一流大学的建设还“在路上”，依然保留着明显的“急功近利”的痕迹。因为在大学的各种使命中，只有一项任务不能被社会其他组织所取代：那就是本科教育。因此，在“双一流”建设前行中，如果缺失了一流本科教育，就很难说是一流大学，更难说是成熟的一流大学。这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共识。
一、一个案例引发的反思
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大学都发韧于本科教育，本科教育是大学的根。但在大学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大学职能的不断增加，本科教育作为大学的根，出现了根基动摇的现象。尤其是在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以来，在社会外部的压力下，以“科研为导向”的大学发展思路日趋盛行，大学的发展轨迹开始“跑偏”。
为什么这么说?请看下面的案例。前不久，在国内某大学听美国杜肯大学伯隆教授讲座，他的报告有这样一段开场白：“请各位看我的PPT第一页，上面是美国著名的十所大学，如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这些大学有一个最主要的、共同的优点，请大家猜一猜是什么?”台下的老师们七嘴八舌地回答起来。
“都是世界最有名的大学”，教授摇头;“科研水平都比较高”，教授又摇头;“都很国际化”，教授继续摇头;“历史都很悠久”，教授还是摇头;“拥有最好的学生”，教授有些叹气;“都是私立的”，教授还是不吐口;“都很有钱”，教授看来有些绝望了……。最后，只好由伯隆教授自己回答。他说：“这些学校最主要的共同点就是拥有最好的本科教育，都非常重视教学。一个大学对待教学和本科教育的态度，标志了其成熟水平。”伯隆教授的回答超出了大多数听众的想象。
之所以出现此种现象，说到底，还是我们对一流大学的理解有偏差。今天，大多数人对一流大学的感知，主要来自各种排行榜以及可以统计的指标。但人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即这些指标是一所大学经过若干年发展与建设的结果，而非一流大学的成长过程;我们看到的“光鲜亮丽”的统计数据，仅仅是一流大学的“横断面”，而不是一流大学的根基和内涵以及全部历史进程。
到底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关于这个话题在我国已有许多“高论”，恐怕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看盛行的大学排行榜。其实，还有许多更简易的方法，如一流大学是用钱“堆”起来的，哈佛大学有近400亿美元的基金。因此真要归纳一流大学的特征，还可以举出很多。诸如：一流大学的经费富可敌国，一流大学的人才富可敌国……。今天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和排行榜，早已经有人把一流大学进行了“格式化”，但被“格式化指标”遮蔽的内涵更为重要。
20多年前，国人是没有资格谈一流大学的，为什么这么说?第一次听说一流大学，大约是在1994年10月，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正巧当时国内一位著名大学校长在香港做演讲，大意是说在亚洲大学的排行榜上，虽然目前香港的一些大学比较靠前，但再过二三十年，大陆的大学排名一定会超过香港的大学。果然如此。今天，在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大学排行榜上，都可以看到我国大学的名字，且有数量不断上升的趋势。如果单纯按照统计数据，我国大学在世界大学排行榜前200强的数量大致排在第六位。如果再说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恐怕排行榜都不会答应。既然在排行榜上已经有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可为什么有许多国人并不完全认可，即使在一流大学工作的人，也无法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一流大学人呢?
原因就在于我国的一流大学还有许多短板，还有许多幼稚的做法，其中之一就是忽视本科教育。这说明我国一流大学发展目标还不成熟，评价指标不成熟，管理水平不成熟，存在许多碎片化的改革等。我们的一流大学，谈论更多的是ESI、EI、SCI等“量化”的概念，而忽略了量化指标背后的内涵。正是这些不成熟遮蔽了我国一流大学的声誉，降低了在排行榜上的“含金量”。这也就是说，一流大学与成熟的大学不是等同的概念，从排行榜上的一流大学内化到人们思想价值认同的一流大学，这才是真正的一流大学，这才是成熟的一流大学，它是“本质的改变、思想的改变、文化的改变、价值观的转变。”
具体来说，办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对一流大学的各种“指标”有清晰的了解，还要对一流大学形成的根基与制度安排有切身的体会。办一流大学，不仅要看今天一流大学的各种指标，还要看这些指标生成的土壤。我们不仅要看一流大学的“横断面”指标，也要从“纵向”看一流大学的成长过程。只有把握了一所大学走过的全部道路，才有可能少走或不走弯路。我国今天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缺乏的不是指标意识，而是缺乏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常识，即本科教育是“大学的根与灵魂”。
二、到底什么是一流大学
从世界范围内看，一所大学之所以称得上一流大学，除了在科研上取得巨大成就之外，让世人记住这所大学更多的是学校培养的杰出校友。正如斯坦福大学报告称：“该校师生和校友创建了2400多家企业，组成一个斯坦福大学的学子集团，其中包括了思科、谷歌、惠普等大型企业，2008年在‘硅谷150强’中创造总收入共达2250亿美元”。也正因为如此，世界一流大学基本上要从全球招收优秀的学生，以确保大学的内在创新活力和可持续发展。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当科研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决定大学综合实力的不是科研的竞争力，而是人才培养的竞争力，特别是本科教育。
所以，凡是世界知名大学都把本科教育作为大学发展的立校之本，不遗余力地进行本科教育改革，并把本科教育做到极致，也就出现了本科教育是“大学的灵魂”这一生动的说法。历史事实也是如此，从最早的牛津大学的学院制、导师制改革，到后来德国的科研与教学相结合;从芝加哥大学的“百科全书式”教学计划，到1945年《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从哈佛大学的学分制到通识教育;从1988年博耶的《美国大学教育：现状、经验、问题及对策》到1998年、2001年的《重建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许多熟知的一流大学，之所以在历史上能够引领未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原因在于他们在很多方面致力于本科教育改革，聚焦在人才培养。即便是今天，世界一流大学在取得卓越科研成就的同时，仍能够以其独特改革引领世界发展潮流。从近年来的MOOCs、创新创业教育再到最近哈佛大学发布的《扭转浪潮——通过大学招生激发对他人和公共利益的关注》的报告，这些改革无一离开本科教育。从这一意义上说，重视本科教育，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或者说一流大学成熟的重要标志就是看其本科教育如何引领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潮流。
但是，在比较中外高等教育发展时，我们时常会感到，无论在观念、价值判断或者实践层面都存在落差或差异。如就大学质量保障而言，2015年厦门大学参加了联合国大学IQA (In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项目，这是代表中国乃至东亚的唯一一所高校。厦门大学在第一轮评估拿到全优之后，十年来坚持不懈地抓本科教育质量，可以说厦门大学是中国高校内部质量保障建设的典型示范。但是，当参加了联合国这一项目之后，我们发现双方对于质量概念的理解，存在着不同的语境。国际上对于质量的关注不仅在人力、财力、物力投入，而且已经转向于学生学习经历、学习获得感。这种质量保障体系不仅看学校在质量保障上做了什么，而且要看师生参与程度如何，其效果如何。可以说，国外大学对于质量保障已经进入一个标准化、精细化阶段，对于质量的关注已经从传统技术标准进入到一个更为深层的质量文化层面。相反，国内大学对于质量保障还处于粗放式管理阶段。举个例子，近年来随着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不断深入，国外在大学组织架构方面已经出现了教师发展中心、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健康服务中心等专业化服务组织，相反，尽管国内大学多年来一直喊“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但至少在大学组织制度建设方面并没有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再如，关于大学最为基本的课堂教学方面的理念与实施建设，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来厦门大学考察合作办学时，向学校问了几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否有学生作业查重?是否有 “智慧黑板” (smart board)? 是否有“学习互动器”(clicker)?是否能够提供残疾人上学的基础设施?不难想象，经过前面一个阶段的大建设、大投入，我国高校在硬件、软件建设方面都取得很大进步。我们时常听到有些人甚至说，现在国内大学教学条件从硬件方面与国外大学几无多大差别，甚至超过了国外大学。但事实上，中国过去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只解决了最为基本的条件保障。从其内涵建设而言，我们与国外大学的差距，不只是体现在有形的设备、空间、场地建设，还在于条件建设背后所隐藏的理念的落差。以图书馆建设为例，随着近年来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国外一流大学都在探讨21世纪学习的概念。基于这一概念，今天大学的图书馆已经变成了学生学习中心、资源中心、师生研讨中心，传统藏书功能大大弱化。但在国内，我们少有看到图书馆建设的这种理念，即便有也很少看到把这种学习概念变成一种看得见的实物形态。事实上，图书馆建设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现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仅影响到大学知识传播的方式，而且已经渗透到大学各种环境建设中，并悄悄地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这种改变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只要受学生欢迎的，必然会成为未来的一种发展趋势。未来的教学，不仅仅取决于教师传播知识的方式，而更取决于教师展现知识的形式。可以说，传统大学与现代大学的区别，不仅在于制度层面，同时还在于最为基本层面的课堂教学变革，而这种教学革新才是大学“软实力”的真正体现。其变革的不仅仅是传统教学习惯，最终改变的是学生学习方式、思考问题、探索问题以及发现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
显然，对于大学发生的这些变化，我们不能熟视无睹，更不能只关注那些量化的学科排名。相反，我们只有在一些最为基本的制度建设、最为基础的人才培养，特别是本科教育方面能够真正与国际接轨时，我们才能有底气说，我们是真正一流的大学。事实上，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的几十年，经常会看到《美国大学教育：现状、经验、问题及对策》《回归大学之道：对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反思与展望》《重建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大学教了没?——哈佛校长提出的8门课》等一系列反思大学本科教育的书，而较少看到回归科学研究、回归社会服务这样的醒省力作。这就告诉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反思本科教育的声音一直没有断，甚至出现了呐喊，而且都是世界一流大学在反思。耐人寻味的是，30多年前乃至于更早，当我国还没有一流大学的概念时，我们的本科教育是真正的“大学的中心”，我们办出了一流的本科教育。可是当我们提出办一流大学的时候，我们的本科教育却在不断弱化，或者说在不断趋于边缘化。
基于这样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厦门大学高等教育质量协同创新中心最近组织翻译了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本科教育重建：美国研究型大学蓝图》(1998年)、《本科教育重建：博耶报告的3年回顾》(2001年)和《斯坦福大学本科教育研究报告》(2012年)，该文集选编的3份报告，两份由博耶委员会完成，一份由斯坦福大学完成。
美国博耶委员会长期关注美国一流大学的本科教育，1986年，博耶教授就组织研究团队，完成了第一本《美国大学教育：现状、经验、问题及对策》的研究报告。时隔十年之后，1998年，博耶委员会再次完成了《本科教育重建：美国研究型大学蓝图》，通过一流大学本科教育的案例研究，提出本科教育改革的十项具体改革措施：建立基于研究的学习标准;基于问题设计新生第一年学习;以一年级为基础进行教育;移除跨学科教育的障碍;联结交流技能和课程作业;创造性运用信息技术;探究式学习创造高峰体验;培养研究生助教;完善教师激励机制;营造集体氛围。
2001年，博耶委员会再次发布了《本科教育重建：博耶报告的3年回顾》。该报告从研究性学习、新生体验、构建新生基础、交流技巧、高峰体验、培养研究生助教、改革教师激励制度等7个方面概述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改革进展。与1998年的报告相比，2001年的报告更关注不同类型学生、不同学科领域的差异。关注研究性学习，关注本科生研究和创新活动，特别是人文社科学生的参与。报告再次呼吁增加研究性学习的机会，使其成为本科生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强调院系这一基层学术组织在本科教育改革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鼓励有经验的教师、退休教师、高年级或研究生助教，帮助制定本科生学习项目计划，开展复合型研讨会，进行合作学习，增加新生体验，提高其写作和口语交际能力。
2012年，《斯坦福大学本科教育研究报告》发表，该报告通过对斯坦福大学本科教育现状的调查，吸收借鉴正在进行教学改革的其他大学的知识和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斯坦福大学本科教育问题的解决之道。报告指出，斯坦福大学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真正受过教育的公民，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实现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纵深和横向联系;培养写作、口语交际、定量技能、批判性思维、信息素养等技能，最终养成自我支持能力实现终身学习;培养个体和社会责任;培养适应性学习能力。为更好实现上述教育目标，斯坦福大学通过调整课程设置，进行教学改革，加强住宿制服务，建立与五个领域能力匹配的评估制度等改革创新一流本科教育。
以上3篇研究报告透视出强烈的信号：重视本科教育质量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一流大学具有重建本科教育的引领作用。当各国的一流大学在集体反思本科教育的时候，我国的一流大学更需要反思本科教育，更需要对本科教育的弱化预警，更需要重建本科教育。事实上，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表面上看是科学研究的差距，其实是人才培养方面的差距。2014年，国内某“985工程”高校完成两份研究报告，全方位比较了该校与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和台湾大学的发展数据。该报告展示的数据是：尽管该校的各种科研指标与上述两所大学接近，但该所大学几乎是3位教师科研贡献率才抵得上伯克利一位教师的贡献率。这也就是说，我国大学在排行榜上的位次提升，与我国大学教师队伍的规模有极大的关系。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还是我们的人才培养有问题。因此，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还是要在人才培养上下功夫。
从一流大学走向成熟的大学需要时间，需要模仿，需要常识，更需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曾说：“一所大学的成熟至少需要200年”，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用了近800年，美国的哈佛、耶鲁大学用了300余年。面对一流大学的目标，显然我们有些等不及了，或者已经有“时不我待”的感觉。在此压力下，直视问题，找出软肋，补上短板，应该是建设一流大学、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策略。只要充分认识一流大学走向成熟的路径，我国一流大学的成熟也许不必要完全走西方的路。成熟的一流大学就像齐白石的水墨画，着墨的地方是画，留白的地方也是画;大学需要“养”，其培育过程如同“把玩”，这是我对大学走向成熟的粗浅认识。
三、如何重视本科教育
在世界范围内，自从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进入大学以来，本科教育就一直被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挤压”，本科教育出现了“失落”现象。也正由于此，一些有识之士不断呼吁“重视本科教育”“回归本科教育”，这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普遍现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正面临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转型，一系列的转型对高素质人才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但是，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起步晚，对一流大学的认识和了解比较滞后，我国的本科教育诸多方面也需要重建，其中包含了教育理念、教学观念的重建，教学空间、教学技术、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的重建。这些重建背后的实质就是要回答两个最为基本的命题：“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
自大学产生以来，在世界范围以及特定的社会转型时期，都会有学者从多方面反思大学的本科教育和人才培养。2008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写了一篇《精英教育的劣势》(The Disadvantage of an Elite Education)的文章，首次对美国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深刻反思。2014年，德雷谢维奇教授又出版了《优秀的绵羊》(Excellent Sheep： The Miseduc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 and the Way to a Meaningful Life)。该著作一经问世，就迅速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广泛讨论。因为作者提出了一个似乎令人难以接受的判断，作者认为：“当前的美国精英教育已经陷入了误区，这套系统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聪明，有天分，斗志昂扬，但同时又充满焦虑、胆小怕事，对未来一片茫然，极度缺乏目标感，他们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特权泡泡里，所有人都在老实巴交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他们非常擅于解决手头的问题，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读罢该书，不由令人想起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讲的一段话：“我们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当时这段话在国内引发热议，甚至令人难以接受。近期，我国有不少学者将钱理群教授提及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与德雷谢维奇在书中提及的“常春藤的绵羊”联系在一起讨论，或产生共鸣，或存有分歧，或支持，或反对，将该话题的讨论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实际上，在大学培养人的问题上，关于此类的反思乃至“批判”很多，如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60多年前所讲的“半面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1948年，梁思成先生在清华大学作了一次题为“半个人的时代”的讲座，对大学的人才培养提出了质疑。当时，梁先生是从大学文理分家导致人的发展的片面化，要求大学要培养“人格健全的人”，他提倡教育尤其是大学要走出“半个人的时代”。梁先生的观察，以及上个世纪50年代英国学者C•P•斯诺言及的“两个集团”“两种文化”等论述，都是中外学者对大学人才培养的反思与批判。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这在中外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持续的讨论话题。每次类似的讨论，对一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尤其是人才培养，都会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使走偏的高等教育回归到正确的轨道。
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到大众化时代，人才培养的问题更加受到关注，究竟是培养专门人才还是复合型人才，一直困绕着大学。爱因斯坦曾指出：“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正是基于此，“全人教育”作为一种新的人才观，以及“回归教育的本质”“回归人的教育”等新的教育理念，在世界范围开始盛行。
需要指出的是，大学中出现“驯服的绵羊”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是世界各国大学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时至今日，如何培养“高情感的”大学生仍是大学的难题。
大学该培养什么样的学生，之所以会引起人们如此大的兴趣与热议，无外乎大家对当下大学人才培养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与矛盾有质疑，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担忧与不满长期积压在人们心中，在遇到这样一个话题之后得到了一个释放。但是，仅仅一味地观望、呼吁或是抱怨，是远远不够的，在对待该问题上，要理性分析背后的深层原因，并需要对我们当下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目标进行一个清晰的、符合时代需求以及符合人才培养规律的认识和界定。如果将“驯服的绵羊”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理解为世故老道、善于利用体制谋一己私利，而将自己置身于国家命运与人类幸福之外，那么显然这样的人是不完整的，是缺乏基本人文素养和道德情怀的。不得不承认，当下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浮躁以及大学内部存在的各种庸俗化现象，使得一些学生急功近利，缺乏自身理想和目标，导致大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出现了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我认为，“驯服的绵羊”也好，“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罢，并不是大学生中的主流，或者说也难以成为主流。尽管如此，我们对此现象仍然需要多加关注，在学生的价值观上积极引导，坚持立德树人，不仅要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操守，而且还要培养其社会担当和责任意识。
值得一提的是，在人们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驯服的绵羊”进行抨击的同时，还有一些人作为回应而呼唤大学的另一种“回归”，即憧憬过去象牙塔式的中世纪大学，向往纽曼的绅士理念和怀念洪堡的柏林大学，仰慕蔡元培主政时期的北京大学以及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进而生发出一种对大学的念旧情怀。但是事实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已经冲破了理想中古典大学的边界，高等教育的地位、作用、功能以及高等教育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所说：“大学像其他如社会、政府、慈善等人类组织一样，处于特定时代的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之外。大学不是孤立的事物，不是老古董，不会将各种新事物拒之门外;相反，它是时代的表现，是对现在和未来都会产生影响的一种力量”。今日人们在面对高等教育中产生的问题时向来是怀念过往，痛斥今天，殊不知，理想中的古典大学已经是落日余晖，今天的大学已很难再回到古典大学时代。
毫无疑问，解决大学生的“人格分裂”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但如何在操作层面上实现，各国都在进行有益探索。如提倡通识教育、跨学科教育、全人教育等。我认为这些理念在我国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大学所接受。尤其是通识教育和跨学科教育已经从大学边缘向主流发展，由此形成的教育范式和教学内容的变化，正日益引发世界范围内大学人才培养全面而深刻的变革。1996年，联合国在《德洛尔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终身学习”这一概念。之后在《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报告，从终身学习理念提出了教育的四大支柱：学会认识、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报告提出，“除教育的直接功能之外，形成完整的人格是教育宗旨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并从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呼吁倡导教育的核心价值。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教育2030行动框架》，提出了“确保全纳、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增进全民终身学习机会。”报告呼吁各国高等教育“除了掌握具体的工作技能，还必须重视发展高水平的认知和非认知/可迁移的技能，如问题解决技能、批判思维、创造力、团队工作技能、沟通技能以及冲突解决技能，这些技能适用于众多职业领域。”所以，从世界范围内看，无论是顶尖大学还是一般本科院校，都把通识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特别是本科教育的基本定位。
不言而喻，重视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成熟的标志，“人才培养为本，本科教育是根”这些理念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逐渐会被人们所熟知和接受。但是，怎样的本科教育算是一流的本科教育，却仍需要花相当的时间来探索。在我国高等教育早已突破精英化，并正在从大众化迈向普及化的今天，高等教育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对于大学的目标与定位却仍然沿袭着上个世纪80年代初精英教育的标准。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部积极倡导素质教育，推动了全国高校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但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历史惯性，这些教学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本科教育的传统模式。所以，今天我们在讨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时，不应当忘记一流本科教育这一命题。我们需要对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进行重新的认识和界定。今天，我们的大学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关于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认为，当代大学应该培养至少具备以下素养的人才，即具有高尚道德操守的人才，具有社会担当和责任的人才，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才以及具有跨学科背景的人才，这种目标不仅对于研究型大学适用，对于其他各类本科人才培养也同样适用。